【创新】技术创新=驯养"怪兽"？创新和他的敌人(三)

Original 2017-03-12 ☞ 学术plus

创新的敌人A："不靠谱"的直觉

“新技术的采用主要是一个社会学习过程”。

公众教育对于确定新技术的推动进程与方式起着重要作用。如果不注意人类心理学的直觉方面，就不能充分了解公众对新技术带来的利益与风险是怎么想的。新技术的倡导者主要关注科技问题。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们凭直觉产生的对世界发展的期望，常常使得人的大脑误解新技术”。当缺乏相关参考或权威观点时，个人会求助于看起来很荒谬的直觉反应。而人们不自觉的行为模式则来源于我们恐惧与憎恶心理的更深层进化根源。

就像人们面对疾病时会产生自我保护意识，面对新技术时，人们同样会倾向于自我保护。例如，当某种新食品出现的时候，人们出于自我保护，很可能认为这种食品对健康有某种潜在威胁；并且将这种感受延伸到道德层面。人们还可能根据新技术的基本属性是否有益健康，自动地向新技术提出置疑。在其它情况下，新技术可能会引发负面反应，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在挑战人们的感知观点。

人们还可能从文化角度担心新技术有危险，因为新技术不符合公认的社会模式或生态格局。 一开始时，人们对新技术会持谨慎态度，部分原因是因为不知道如何控制新技术。这时，新技术通常被视为“怪物”。纯净度和危险性这两个概念已进入风险管理的很多方面，在食品领域尤其如此：这个领域有着悠久的“纯净食品”运动史。很多人反对在农业中使用化学药品也是源于对食品纯净度的诉求。引入未被社会完全掌握的新技术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在“驯养怪物”。

这些根深蒂固的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构成了对新技术的最初反应。这些因素是用于明确表达社会经济因素的基础。以可接受的方式计算风险并证明这些风险可忽略不计是可行的。但仅仅通过提供附加信息或进行逻辑推理是不可能阐明可接受的科技风险与新产品被采用之间的真正差异的。

将新产品视为“荒谬”而不予理会也无济于事。事实证明，试图反驳迷思或对依赖于这种心理反应或文化反应的社区使用科学证据只会使以前的信念变得牢固。另外，看起来很荒谬或被归为“伪科学”一类的信念会以与基于证据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方式侵入认知直觉。的确，伪科学“能通过侵入已形成的认知机制获得广泛认可，从而牺牲了知识的完备性而获得直觉吸引力。相反，科学恰恰会藐视那些根深蒂固的直觉，因为科学机构的目的是跟踪世界上的客观模式，而这个世界并不太在意我们的直觉。”

创新的敌人B：既得利益

英国的卢德派案例是创新受到压制的一个鲜活的历史事实。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引进了可节省劳动力的织布机，结果遭到纺织工匠们的强烈反对。这种新机器让雇主们能够用更便宜的低技能劳动力替代高技能的纺织工匠。由于害怕丢饭碗，英国的纺织工匠们从1811年开始在诺丁汉破坏织布机及其雇主的其他财产。这种“暴动式集体谈判”的目标是迫使纺织业内的机械化终止。

当时，英国民众既反对新机器，又反对用低技能工人代替高技能工人。尽管民众反对，但由于政府对追逐利润的企业家不断地支持，新的纺织技术还是渗入了市场。专门的法律以及法庭的裁决也越来越偏向企业家和雇主，而对工人越来越不利。因此到了19世纪60年代晚期，新的织布机和纺织厂已变得司空见惯了。而工人们的暴动虽未产生大规模的效应，但延缓了纺织业的机械化进程，增强了工人之间的团结一致，为英国工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这个案例说明了对新技术的紧张通常源于对整个系统受新技术冲击的恐惧以及在复杂经济体系内的相关不确定性。

工业革命期间的激烈争论如今也出现在了核动力、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人们普遍认为，抵制新技术是没有用的。但这种观点是对历史的误读，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新技术能进入市场。新技术的采纳过程要受很多因素影响。

熊彼特率先将复杂系统思维应用于经济发展。

他对经济随时间变化的行为很感兴趣，这也是他为什么要采用尊重历史重要性的进化方法的原因。熊彼特运用复杂性思维，寓变化于进化环境。他说，“仅利用以前的经济条件来解释经济变革是不可能的。因为人类的经济状况不是简单地由以前的经济条件决定，而是由以前的总体形势决定。”

经济体系是一种通过排除变革想法来自我保护的自组织系统。这对防止经济体系陷入混乱是很有必要的。的确，达尔文选择要求不必尝试每种变异。但限制选择并非总是最佳做法，因为一些有利的变异有时会因此而被忽视。技术体系（例如经济体系和所有的文化体系）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每个自组织系统都拥有“能克服或愚弄惯性力的机制”。惯性还存在于基本的知识建构中，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对数字“0”等基本概念的漫长反抗史。“一些文化体系很讨厌0，以至于他们决定在生活中不使用0。”对大多数的文化来说，0的概念与他们根深蒂固的“无空”观点发生了冲突。就像英国数学家和哲学家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的那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需要使用零点。谁也不会出去买零条鱼。”对于很多传统文化来说，零的概念还表示终极排除或贫化。这个概念与传统的集体感和归属感不是很吻合。

所以，根本性的问题是克服惯性力。

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是惯性的温床。解决此问题时面临的挑战是在由创新带来的长期利益与由保持现状带来的短期利益之间达到平衡。这两种利益都有风险。最终结果不能通过评估当代技术方案来轻松获得。从定义上来看，创新是一个具有不确定性结果的演变过程。最近关于“机器人对就业的潜在影响”的争论阐明了这种不确定感，它既反映了人们的焦虑，又反映了人们的期望。

通常有三个因素会影响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第一个因素是动机的强度：也就是说，被淘汰的事物越有价值，创新所遇到的挑战就越强大；或者说，创新的社会效益越大，创新被推动的力度就越大。这方面的一个历史事例是在15世纪60年代由抄写员行会向印刷厂施加的压力。“由于印刷技术的社会效益巨大，加上抄写员们大概还能从事其它职业（例如办事员），因此他们对印刷技术发起的挑战没有持续多久。另一方面，力图保护新形势的印刷厂行会要强大得多。他们设法‘冻结’了印刷技术，直到工业革命爆发。

第二个因素是赢家和输家的分布。虽然生产者通常比较集中，但消费者分布得较广。这种结构不仅有可能会给生产者带来更多利益，还有可能让生产者受益于消费群体的集体行动。种子部门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实例。它们由服务于多个农村市场的几家大公司垄断。因此，这些公司在农业生物技术上遇到的挑战不是直接来自农民，而是来自其它种子集团。

最后，行业权威扮演的角色是引发技术争论的一个重要因素。行业权威是支持现状还是支持新的创新技术将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法国从法兰西王国（1730年）时的保护主义转变为亲技术态度（1830年）。在法国，大型行业组织控制着生产资料并向创新提出质疑，利用超出法律权限的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创新进入造纸业、火枪和扁平餐具制造业等行业。

关于行业权威在技术争论中扮演的角色的另一个例子是“实用电工”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试图扼制詹姆斯·麦克斯韦的电动力学方程。在那次冲突中，行业权威先是支持那些认为“电在导线中的流动方式与水在水管中的流动方式相同”的“实用电工”，后来又支持通过实验证明“电在导线周围的磁场中流动”的理论数学家。麦克斯韦的出版物虽受压制，但海因里希·赫兹（Heinrich Hertz）等杰出人物通过新电气用途和实验所表达的理论几乎威力未减。最后，行业权威支持了受过理论培训的电气工程师。

与权威机构发生冲突的另一个例子是权威们反对产科麻醉长达十五年。产科麻醉的反对者们提出了种种反对理由，尽管当时的分娩手术令人毛骨悚然。他们反对的主要原因是生理原因，焦点是疼痛所起的作用。一些著名的外科医生声称疼痛是一种生存机制，也是帮助外科医生确定分娩工作进行到何种程度的一种诊断信号。其它反对理由为非医学理由，主要包括道德原因：“麻醉与沉醉相似、在麻醉下没有性抑制以及男人们在希望自己的妻子如何表现方面崇尚沙文主义——这三方面共同构成了‘道德’途径的基础”。最后，麻醉术的科学吸引力占了上风。

创新的敌人C：知识响应

技术变革面临的知识挑战至少有四个来源，分别是：风险规避、负外部性、技术与其政治社会用途之间的相关性、哲学上反对利用自然界为人类谋利。

第一个知识挑战是：风险规避。一些技术（例如石棉）经证明是有害的，其事后成本比收益还高。因此，一些文化运动把安全问题作为阻止新技术的原因，并强调未知风险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他们提出的安全问题基于一种总体假设，即新技术产生的大多数非预期后果很可能都是负面的。

第二种知识挑战是：负外部性。其观点是：新技术使用了太多自然资源，需要将产权转让给以前按免费处理的商品。全球为解决负外部性而做出的一项最雄心勃勃的工作是排放交易。排放交易已被正式写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中。有人把这份协议比作从气候变化中建立新市场的一种附件形式，而气候变化被视为全球经济损失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有助于解决这些负外部性。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创建了一种通过国际工程技术合作减少臭氧消耗物质的国际机制。

第三，技术与其政治社会用途之间存在相关性：武器的破坏性越大，就会剥夺越多的生命；流水作业线的开发使装配工作变得既无聊又机械；技术与工程通常与外国势力的控制有关。因此，技术应用的不确定性既带来了焦虑，又带来了希望，而这些焦虑和希望又在技术工程的力量下放大。如今，人们对无人机的军事用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无人机技术也在越来越多地用于人道主义和民用。

第四，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兴起的自然资源开发，引发了人们对后代的担忧。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运动将技术视为“无人性”，导致在中世纪的欧洲形成畜牧业和农业。在这些观点中，有的观点现在仍存在。在宣称“最好通过取消人类活动来更好地保护自然”的一些环境运动中，这些观点找到了避难所。这种说法的支持者认为，快速的技术创新是造成生态退化的罪魁祸首，因此应当努力放慢创新步伐。这种观点虽然表面上可信，但是把技术进步与特定技术的影响混淆了。严格遵守这种观点将妨碍技术和工程用于对环境管理而言必不可少的关键领域。例如，化学给这个世界带来了导致生态破坏的产业，但很多此类科学基础目前正用于“绿色化学”。

文章来源：Oxfrod University Press 'Innovation and its Enemies:Why People Resist New Technologies'